孙君飞
在我的书橱里珍藏着一套《莎士比亚戏剧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定价160元。购买这套书时，我参加工作3年，月工资不足800元，又刚结婚，在经济上捉襟见肘，但我仍毫不犹豫地将其抱回家，视若珍宝。
在阅读朱生豪先生的译本时，我又有机会拜谒先生的故居。先生的故居在嘉兴的梅湾老街对面，粉墙黛瓦，竹影扶疏；木楼梯狭窄，踩上去嘎吱作响；窗花极小，经年累月的旧木器在昏暗的光影里散发出沉香……
在朱生豪和夫人宋清如住过的房间里，我看到一盏小小的油灯，灯火已灭，但先生的气息依然存在。今日的读者已经很难想象，就是在那昏暗的灯光下诞生了举世瞩目的《莎士比亚戏剧》中文译本，不是一本两本，而是连绵不断的31部。
让翻译成为最有力的武器
据说，朱生豪翻译《莎士比亚戏剧》的原因有三个：一是想把译著送給宋清如作为爱的礼物，二是将翻译事业当做摆脱迷茫的一剂良药，三是为中国人争一口气。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？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，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。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，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。”
在这三个原因中，人们常常放大第三个，忘掉前两个，我却每一个都相信，三个原因里才有真实的朱生豪。他像任何一个青年那样深深地迷茫过。他曾经告诉宋清如：“如果到30岁我还是这样没出息，我真非自杀不可。”但幸运的是，在23岁时，他决心翻译莎士比亚戏剧，自此告别了迷茫，像一颗闪亮的彗星划过茫茫夜空，使自己的人生勃发出最美的光彩。朱生豪信中的“某国人”指当时的一些日本人，他们因为中国没有《莎士比亚戏剧》的汉译本而讥笑中国是一个“没有文化的国家”。朱生豪决心翻译《莎士比亚戏剧》，用事实做最有力的武器。他原本属于沉默寡言的战士，冲锋陷阵的行动才是他最有力的反驳语言。
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
翻译《莎士比亚戏剧》无疑等于攀登一座世界最高峰，许多人望而却步。一些面世的中文译本也只是笨拙而机械地翻译，匠气十足，神韵全失。朱生豪先生对这种译本很不满意，也瞧不起。那么他会怎样翻译呢？“余译此书之宗旨，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，保持原作之神韵，逼不得已而求其次，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，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。”在《译者自序》里，朱生豪表明了自己的翻译宗旨。他还讲到具体的翻译过程：“凡遇原文中与中文语法不合之处，往往再四咀嚼，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，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，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。每译一段，竟必先自拟为读者，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；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，审辨语调是否顺口，音节是否调和。一字一句未惬，往往苦思累日。”这种忠实诚挚而又灵活贴切的译法，让他走到了当时所有译者包括一些名流大家的前面。
用现在的话来讲，朱生豪是当时翻译界的一匹黑马。他毕业于之江大学，绝对称不上名校；他毫无名气，在世界书局只是一个小职员，在战乱年代跟难民一起颠沛流离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没有什么利器，手头除了莎翁原著，唯有一本《牛津辞典》和一本《英汉四国词典》。但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者悄然平了所有的山峰，创造了自己的高度和历史，“把日月译上了天空，把伟人译入了历史”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，不能不说是一种壮举。
只管抱着莎士比亚，过他的日子
这个幼年失去双亲的不幸儿，也许在莎翁戏剧里找到了安慰。翻译莎士比亚最终成为他最心爱的事业，爱到可以寄托生死和人格尊严的地步。他说：“真的，只有埋头于工作，才多少忘却了生活的无味，而恢复了一点自尊心。”
先生感觉不到自尊，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深刻地体验到战争的罪恶。朱生豪翻译莎翁全集几乎是孤军奋战，同时伴随着毁灭一切的炮火。1937年8月13日，日军进攻上海，朱生豪逃出寓所，随身只携带着牛津版莎翁全集和部分译稿。此时的朱生豪对莎翁的戏剧已经达到着魔的程度。宋清如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：“八一三的炮火，日敌在半夜里进攻，把他从江山路赶了出来。匆忙中他只携着一只小小的手提箱，中间塞满了莎氏剧全集、稿纸……他姑母见他把衣服被褥整个儿的财物都给丢了，气得直骂，他却满不在乎，只管抱着莎士比亚，过他的日子。”
